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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促進共同富裕:理論與實踐”座談會舉行
信息來源:新聞中心 時間:2022-05-22 瀏覽量:332

線下線上會議現場

  2022521日,由中國社會保障學會主辦、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與陜西省“三秦學者”創新團隊承辦的“社會保障促進共同富裕:理論與實踐”座談會在西安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舉行。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副會長何文炯、王杰秀、丁建定,監事童星,以及來自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西南財經大學、江西財經大學、西北大學等10余所高校與研究機構從事社會保障專業研究的30多名專家學者及部分高校師生代表出席會議。座談會開幕式由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雷曉康教授主持,西北大學副校長張遠軍首先代表學校致歡迎詞,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席恒教授介紹了會議背景并主持了主旨發言環節。

席恒主持會議

  席恒教授對座談會背景進行了介紹。他提出,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共同富裕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目標,是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動指南。本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學習習總書記的系列講話,包括2021年的《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和2022年《促進我國社會保障事業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這些講話均涉及到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社會保障事業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等若干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總體要求。社會保障作為一個重要的政策工具,與其他重大國家戰略交織在一起,對于國家特定時期的重要戰略具有積極的推進作用。同時,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在鄭功成教授的領導下,承擔了202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社科學術社團重大項目“中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與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研究”,進行社會保障促進共同富裕重大問題的研究。基于以上背景,西北大學社會保障研究團隊與學會的其他團隊都圍繞共同富裕議題進行了大量的理論與實踐研究,為本次會議召開提供了良好契機。西北大學社會保障團隊有關共同富裕問題研究有一個基本設想,圍繞社會保障促進共同富裕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共同富裕研究知識圖譜,包括共同富裕研究的理論、歷史與實踐邏輯,共同富裕的內涵,共同富裕的測度與評價,共同富裕的促進機制,共同富裕的促進效應和共同富裕的促進路徑。席教授希望對于西北大學和學會的相關研究能夠有所促進,希望這些研究能夠圍繞社會保障學科對于國家戰略有所回應。

鄭功成發言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發表了題為《關于正確理解共同富裕與社會保障的關系》的主旨演講。他指出,走向共同富裕是十分重大的時代主題,不僅對社會保障研究提出了要求,而且對整個公共政策研究至關重要。他特別強調,走向共同富裕的關鍵是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他分四個方面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第一,共同富裕是民生發展的理想境界。目前國際上有富裕的國家,但還沒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國家。中國以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國家發展目標,正是民生為重發展取向的最集中表現,所體現的正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從全面小康走向共同富裕的理想境界,必然是一個持續性的歷史進程,在這一進程中,必須從民生視角出發,以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為出發點與著力點,以全體人民生活質量與生活品味的普遍提升及其達到的境界為評價指標。第二,社會保障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關鍵性制度安排。鄭功成指出,持續做大財富蛋糕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前提條件,而社會保障則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關鍵性制度安排。前提無容置疑,更無需爭論,發展必定還是第一要務,而關鍵性制度安排卻需要明確。習近平總書記對社會保障進行了科學且精準的定位,即“社會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維護社會公平、增進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發揮著民生保障安全網、收入分配調節器、經濟運行減震器的作用,是治國安邦的大問題”。這一重要論述足以表明社會保障制度的極其重要性。考察新中國成立后的既往實踐,可以發現,無論是計劃經濟時期還是改革開放時期,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成功實踐,社會保障對于反貧困和促進社會平等均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制度支撐作用。因此,在我國走向共同富裕的歷史進程中,必須將對社會保障的認識統一提升到科學、精準的定位上來,進而全面加快社會保障事業發展步伐,讓國家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最終達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境界。第三,發展社會保障就是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或者至少是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這取決于社會保障制度能夠解除人民后顧之憂和實現社會共享的卓越功能。有了社會保障,人民將不再懼怕生活風險;有了健全的社會保障,人民就能夠共享國家發展成果。如果說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與發展社會保障是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統治,那么,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保障卻是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其本身即是社會主義的目的,從而構成了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內容。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提升認識高度,不斷壯大社會保障的物質基礎,促使其在不斷優化的條件中獲得全面快速健康的發展。第四,我國要建立的是高質量的社會保障制度。中外既往發展實踐證明,只有高質量的社會保障制度才能夠造福世代人民并真正促進社會平等,質量不高的社會保障制度反而會埋下隱患,導致社會危機,拉美一些國家在這方面的教訓值得認真吸取。應當充分認識到我國社會保障領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依然存在,特別是制度的不統一不僅影響了制度公平,也會對全國統一大市場造成不利影響。我們需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總要求來客觀評估現行制度安排,找出質量不高的問題癥結,推動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走向全面深化,真正建立高質量的中國特色社會保障制度,并使之成為維護國家長治久安和人民世代福祉的有效且有力的制度保障。發展我國的社會保障事業,必須遵循共建共享和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的基本原則。只有人人盡責,才能夯實共享的基石;只有盡力而為,才能真正體現出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只有量力而行,才能確保社會保障制度在理性的軌道上永續發展。

何文炯發言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浙江大學教授何文炯發表了題為《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與社會保障深化改革》的主旨演講。他指出,20224月黨中央和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為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提供了行動綱領,充分體現了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這一文件中雖然沒有直接涉及社會保障制度和政策,但在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進程中,社會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職責。社會保障雖然是一個長期的制度安排、是一個以國民權益為基礎設置的國家制度,但是伴隨經濟環境的變化,社會保障在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發揮了重要作用。他進而指出,社會保障能否順應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發展需要厘清三個關鍵問題。首先是社會保障與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關系全國統一大市場有益于經濟發展、有益于社會財富的積累、有益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益于全社會財富的共享及全體人民的財富的共享,同時有助于落實國民社會保障權益。在促進經濟發展、提高生產力水平的各種要素中,勞動力作為最活躍要素,占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亟需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為促進生產發展、經濟發展的各種要素自由流動提供場域。此外,在勞動力流動過程中,社會保險制度并非起到了積極作用。人的全面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核心要義,適當的勞動力流動對于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起到重要助推作用。而社會保險關系的不可接續嚴重阻礙了勞動力流動,更加不利于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過程。社會保障籌資與勞動力成本、社會保障相關服務產業都與其存在密切的關聯。其次,在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背景下我國社會保障領域存在若干問題。一是社會保障制度差異與社會保障權益之不平等。全體國民應當享有無差別的社會保障權益,包括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人群之間,然而全國統一大市場尚未完全形成,使得社會保障制度在地區之間存在一定差異。二是勞動者社會保險關系轉移不暢。三是部分社會保障權益以戶籍為基礎,逐步放開戶籍制度需要破除許多障礙。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需要落實不同人群的社會保障權益,例如常駐地政府可為非戶籍本地的非戶籍常住人口提供相關的基本公共服務。四是社會保障籌資成本的地區差異及社會保障相關服務產業存在地區壁壘。再次,基于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社會保障改革思路。應加快統一社會保障制度和政策、完善社會保險關系轉移機制、降低社會保障制度戶籍關聯度、采用適宜的社會保險基金管理機制、完善社會保障領域的財政轉移支付機制和基金調節機制,以及破除社會保障相關服務產業的地區壁壘等。

童星發言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監事、南京大學教授童星發言的題目為《共同富裕的意涵、評判與支撐體系》。他首先回顧了共同富裕的歷史。從脫貧攻堅戰的勝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共同富裕具備了一定的基礎,成為中國的時代最強音。接著從意涵、批判和支撐三個方面進行分享。首先,“共同富裕”的意涵闡釋。當前,社會各界對“富裕”意涵還存在較大分歧,這種源自于民間語言對富裕的多樣化闡釋以及學界對“富裕”的界定不清造成了話語體系的缺位。在“共同”意涵的界定方面,我國雖然已經形成去除兩極分化和去除同步的兩種共識,但是如何界定共同的“度”依舊存在分歧。因此,在實現共同富裕的動態過程中,實現的時間、途徑、動力以及環境仍需進一步商榷。其次,“共同富裕”的科學評判。在對“富裕”的評判方面,應該突出人均值的指示作用,可以引入人均GNI這一指標,重點考察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時,要注意收入中位數的位置。此外,富裕不單純是物質財富,還涉及壽命、住房等變量,應予以系統考量。在對“共同”的評判方面,我國雖已具備多種方法,但要根據“財富如何分配?按照什么原則分配?”的現實情況搭配使用,并注意處理方法之間的沖突,這是“共同”測度的原則問題。在測度“共同”過程中,需要注意第一次分配中勞動占比、第二次分配中的政府占比以及第三次分配的總量與比重問題。在任何關于測度共同的研究中,“共同”的起點應當明確。值得注意的是,“共同”作為一種“公平感知”其來源有“績效主義”和“平均主義”兩種心理傾向,不同的分層結構相互影響,維護對自己有利的分配原則,由此會產生相對剝奪感,而形成共同所必經的“對比”,其參照物的不同又會誕生差異化的共同感,造成客觀事實與主觀感受的分離。因此,要明確客觀事實不等于主觀感受,價值判斷也不等于事實判斷,因此,要動態考量共同富裕的過程。最后,“共同富裕”的現實支撐。在共同富裕的實現方面,首先要明確“發展是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和前提”,因此,要完善個人權益保護制度、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稅收制度,促進慈善公益事業發展。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發言的題目為《筑牢共同富裕的底線——民政部門視角下的共同富裕》,主要從民政部門的視角來看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性問題。他認為,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部分地區的共同富裕,這是由社會主義本質特征決定的。而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民政部門的工作對象——困難群體、弱勢群體成為共同富裕的短板,應當成為黨和國家在實現共同富裕層面所關注的重點對象。困難群體能否享受發展成果,決定了我國共同富裕能否實現。沒有高水平的人群兜底保障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困難人群的共同富裕是系統性工作,需要多措并舉,而民政部門則發揮著比較重要的作用。幫扶特殊群體、困難群體是民政部門的主責主業。因此,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采取措施。首先,要加強社會救助。社會救助是實現困難人群、弱勢人群共同富裕的首要措施。社會救助依靠轉移支付得以實現對弱勢群體、困難群體的救助服務,因而客觀上能夠有效地縮小社會收入差距,這一點已經被國內外實踐所證明。社會保障體系的構成要素繁多,社會救助則是社會保障穩定生效的“底座”,它在解決困難人群共同富裕方面效果顯著。其次,要優化基本社會服務。民政部門的職責可以總結為基本民生保障、基本社會服務、基層社會治理。其中,民政部門的基本社會服務因覆蓋面較窄且水平較低,所以帶有一定福利性質,它承載了困難家庭“不可承受之重”。因此,未來應當加強基本養老服務體系、殯葬服務體系建設。最后,大力發展慈善事業。相比于國外,我國慈善事業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過程中作用不突出,這是未來需要重點關注的。此外,慈善事業在大病醫療籌資方面能夠彌補法定醫療保障的乏力,這意味著我國慈善事業的需求已經產生。但是,從規模來看,我國慈善捐贈近年來雖總規模達到2000億元,但卻只占到GDP總量的0.2%左右。因此,我國慈善事業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丁建定發言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院長丁建定教授在題為“從理想到現實:共同富裕的歷史比較分析”的發言中提出共同富裕是人類社會始終追求的目標和人類文明的燈塔,是社會制度,尤其是政府合法性的一個重要的依據,更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基本的力量。他從四個方面進行了分享。第一,作為理想社會目標的古代“共同富裕”。不論是西方話語體系中的《理想國》《烏托邦》《太陽城》,還是東方話語體系的“大同思想”“小國寡民思想”“皆有有養”,都表達了“希望人類有一種美好的狀態”的理想。推動共同富裕的途徑總體上是基于政府、社會、家庭,通過社會制度的優化、社會調節的有效或社會革命的推動實現。第二,作為社會制度本質的近代“共同富裕”。西方在“工業革命”-“貧困”-“階級對抗”的歷史進程中提出了“自由主義”“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等話語體系。而東方則在民族獨立的進程中,提出了“太平天國”等話語體系。近代推動共同富裕的途徑總體分為兩類:一方面從現有社會制度內的私有制出發,配合一定的分配制度。另一方面,則是推翻現行社會制度后的建立公有制、按勞分配、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制度模式。第三,作為社會治理狀態的現代“共同富裕”。西方的資本主義“共同富裕”話語體系中的“新歷史學派”“激進自由主義”“費邊社會主義”,逐步提出國家要干預經濟和社會生活,包括對經濟運行的干預,社會主義則分化出“民主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話語體系。而中國的話語體系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經歷了從“三民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程。這一時期推動共同富裕的途徑從空想逐步轉變為實踐:資本主義國家強調以勞動保障的規范化為基礎,社會保險與社會救濟為支撐,社會慈善事業為補充。社會主義國家則以社會主義革命為基礎,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前提,按勞分配為基本原則,無產階級國家保險為支撐,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環境和保障。第四,作為社會進步標志的當代“共同富裕”。推動共同富裕的途徑強調發揮不同社會制度下不同所有制的合理功能,共同富裕的政治性與政治途徑的重要性顯著提升,分配公平與社會正義日益被放在推動共同富裕的優先位置。最后,丁建定教授對發言進行了總結,他提出從《理想國》到“福利國家”的西方話語與從“大同社會”到“共享發展”的中國話語,證明“共同富裕”是每一個社會發展階段的共同愿望。共同富裕的實現途徑經歷了“理想性表達”-“空想性實踐”-“制度性實踐”-“全球性拓展”的歷史變遷。共同富裕的實現途徑是復合的:其中社會革命、所有制性質、政治制度模式、分配制度正義構成這一復合性的主要要素。在這些要素中社會革命、所有制性質的決定性影響逐漸降低,政治制度模式的影響逐漸增強,分配制度正義的影響越發強烈。分配制度正義不僅對社會革命起到弱化作用,而且對所有制決定的社會制度的缺陷具有較強的彌補作用。在分配制度正義中初次分配的公平性直接決定了再分配重在關注公平功能可否實現,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第三次分配促進共享功能的發揮。社會保障制度是分配制度中的關鍵環節——再分配制度的重要內容,因此,社會保障制度的目標設定及其功能發揮將影響到分配制度的正義程度,進而直接影響共同富裕能否實現。

胡秋明發言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常務理事、西南財經大學教授胡秋明在題為“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促進共同富裕的實踐邏輯”的發言中從五個方面進行了分享。第一,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建設與促進共同富裕具有內在的統一性二者統一于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民生福祉作為發展的根本目的,實現分配正義是二者的本質特征,經濟發展是二者的共同經濟基礎并呈現出相互促進的關系。建設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是推動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第二,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建設的總體方略。他提出建設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要首先從服務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問題導向”建設模式,轉向以人民中心、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導向”建設模式,使制度追求“精算平衡原則”、“成本-效率原則”的“工具理性”服從于追求“分配正義”、“民生福祉”、“共享發展”的“價值理性”,明確不同養老保險項目的層級結構與功能定位,厘清權責分配,夯實基本養老保險“保基本”的基礎性地位,既要實現補充保障對基本養老保險的“補位”又要警惕“越位”,并通過基本養老保險的參量改革助推養老保險體系的結構改革,構建系統集成、協同高效的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第三,基本養老保險優化與定型。確定基本養老保險人員全覆蓋、保基本的功能定位,進一步優化統賬結合的制度模式,增強養老保險互助共濟的特征,適時引入國民養老金,強化基本養老保險籌資和待遇確定機制的再分配功能,特別是需要審慎評估“多繳多得、長繳多得”的制度設計,探索基本養老保險的籌資和待遇確定機制如何適應新業態、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第四,企業年金擴面普惠。隨著產業轉型升級和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提升,勞動力的薪酬福利議價能力提高,企業年金作為一種延期支付的薪酬,將愈發受到青睞。面對企業年金發展“動力不足”與“能力不足”的問題,要通過企業薪酬結構調整、政府稅惠激勵等多重因素,促進雇主和雇員的參保繳費動力。要持續推動企業年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供給的適應性和效率。第五,規范和發展第三支柱養老保險。第三支柱養老保險需通過需求管理,實現“買得起和愿意買”。提升養老金融供給質量和效率,以多元化的稅收優惠方式與低收入群體的財政補貼激發個人和家庭的參保積極性,合并計算企業年金/職業年金和個人養老金的稅惠額度,打通多層次養老保險的第二、三支柱,通過控制運營成本、提升投資收益、控制運營風險的市場化運行機制,促進第三支柱養老保險的高質量發展。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常務理事、江西財經大學副校長李春根教授作了題為“深化社保改革推進共同富裕”的發言。他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的《促進我國社會保障事業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一文總結歷史、立足現實、著眼未來,系統地回答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方向性、根本性與戰略性問題,為做好新時代社保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他認為,社會保障是全民共享發展的基本途徑。社會保障作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維護社會公平、增進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發揮著民生保障安全網、收入分配調節器和經濟運行減震器的重要功能。我國基本建成以社會保險為主體,包括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等制度在內的功能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也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現有制度發展成果也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已不同程度地惠及全體人民、成為全民共享國家發展成果的基本路徑,這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保障制度能夠給占全世界總人口近1/5的中國人民基本生活提供堅實的保障,這是世界社會保障發展史上的奇跡,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集中體現。他還認為,共同富裕目標下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發展還存在四個方面問題。一是防止返貧的長效機制不穩固,部分社會成員仍面臨老弱病殘、自然災害、結構性失業等返貧風險。因病、老、弱、殘所造成的返貧風險值得關注。臺風、火災、洪澇、地震、病蟲害等各種天災是導致脫貧人口返貧的重要原因之一,全國每年遭受各種自然災害侵襲的人口數超過2億人次,即便采取有效的預防和救災措施,依然有較大部分人口會因自然災害再度陷入貧困。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發達地區產業升級和部分外資企業的外遷、傳統就業機會持續減少、新工作崗對勞動技能與學歷要求較高等三重壓力,部分依靠進城務工脫貧人口面臨失去穩定收入來源后再入貧困的結構性返貧風險。二是現行社保制度不能縮小收入差距甚至擴大差距。我國的基本養老保險與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符合國情,但制度內部籌資和待遇標準差距很大;失業、工傷保險覆蓋范圍較窄,尤其是對弱者的保障不足。三是較低的社會保險統籌層次加劇了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較低的統籌層次限制了社會保險互助共濟功能發揮的同時,落后地區財政兜底壓力與日俱增并可能擠占地方政府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投入,使得地區間差距愈加拉大。我國勞動力由中西部省份向東南部省份流動、由農村向中心城市流動的現實長期存在,有限的社會保險資源會集中流向勞動力輸入地區。四是社會保障制度設計和改革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總書記重要文章中的“七個問題”、“一個強調”已經明確了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面臨嚴峻挑戰,現有社會保障制度設計滯后于經濟發展,很多制度還處于初期狀態,需要進行整體性的重塑。此外,按照聯合國對老齡化社會的判定標準,我國已全面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長期護理保險全面實施以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已迫在眉睫。他強調,共同富裕大局下社會保障改革應把握四個重點內容。一是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防返貧機制,捍衛脫貧攻堅和全面小康勝利果實。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依然要緊緊圍繞“真脫貧、穩脫貧”目標,針對長期處于貧緣的低收入群體因病、老、殘、弱返貧的實際,堅持發揮多層次社會保障的兜底保障作用。各級黨委、政府要高度重視防返貧工作,明確各相關職能部門和社會組織的職責權限,抓好相關工作的綜合管理和監督協調。各地要針對特殊困難群體、脫貧監測戶及邊緣戶建立、完善防返貧監測預警機制,構建貧困監測大數據信息平臺,優化整合各類社會保障資源,提升防返貧工作效能。積極完善醫療救助政策,將符合條件的低收入群體納入大病醫療救助和特藥特材救助范圍,醫療救助不設起付線,充分彰顯醫療救助托底保障功能,大幅度降低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風險。將農村社會救助納入鄉村振興戰略統籌謀劃,使得健全農村社會救助制度,完善日常性幫扶措施健全的分類分層社會救助體系在兜底保障中發揮更加基礎性作用。二是強化社會保障收入再分配功能,做到“擴中提低”。新階段,我國社會保障調節收入分配的獨特功能應當得到強化,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的籌資機制與補償機制。在準確評估我國經濟發展的承受能力的基礎上,加大政府對社會福利制度的投入,加大對婦女、兒童、殘疾人和優撫對象等群體的關注,更加重視教育、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支出,提高人民群眾的可支配收入。三是提高社會保險統籌層次,促進區域間經濟社會協同發展。基本養老保險要落實好全國統籌,以統一實際繳費率作為抓手、建立權責分擔合理、養老保險待遇確定方式的參數設計,充分考慮不同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合理確定養老金給付水平。在做實基本醫療保險、工傷和失業保險基金地市級統籌的基礎上,鼓勵有條件的地區推進省級統籌,進一步明確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研究建立基金區域調劑平衡機制,增強基金共濟性。建立社保基金管理有效的機制,落實地方各級政府的籌資與管理職責,充分考慮制度服務成本的地區性差異及其可能引發的公平性問題。四是加快完善社保制度設計,助推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加快實現制度的完善定型,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保民生、安社會、護國運的基礎性保障,確保有效發揮作為防御風險政策工具的作用。要按全覆蓋的要求進行社會保障制度的頂層設計與已有制度的持續完善。完善社會保險制度設計,通過實施一攬子有效的財政與社保政策,切實維護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新業態從業人員等群體的社會保障權益。正式建立覆蓋全民的長期護理保險,實現與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等制度有效銜接,制定統一的老年人分類分級標準、完善服務質量評價與監督機制、規范養老服務機構的照護流程,推動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在政策與實踐層面的落地、落實、落細。

魯全發言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魯全報告的題目為《共同富裕視角下社會保障的十大關系》,主要從共同富裕視角下對有關社會保障中十大重要關系的思考進行了分享。具體包括:第一,社會保障的生產性與分配性。學界普遍認為社會保障是具有分配性的,但社會保障也具有生產性。具體的機制包括其一,有利于提高人力資本投資,從而有利于提高總體的勞動生產率;其二,社會保障能夠在供需兩側有效地促進消費;其三,社會保障能夠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穩定性;其四,社會保障能夠成為新的生產要素。第二,社會保障的功能性與價值性。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保障是用于糾正自由市場經濟的問題,主要是功能性的;相比而言,在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保障與社會主義具有價值的共同性,因此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應有之義。第三,社會保障中的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社會保障不僅是再分配,同時也是初次分配。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認為保險基金是社會總產品的六項必要扣除之一,現代整體薪酬理論認為總體薪酬包括工資、獎金和福利,其中就包括法定福利的社會保險等內容。因此,社會保障尤其是社會保險不僅是再分配,同時也是初次分配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它貫穿于整個分配過程,是一種混合性的分配方式。第四,社會保障中的現金給付與服務給付。共同富裕不僅是物質層面的,也是服務層面的,不僅要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財富分配差距,還要解決公共服務的差距。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共同富裕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可以通過立法來確權,通過建制來實現內容均等化,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實現水平均等化,通過設施建設實現可及性均等化,通過人力資源投資實現服務質量均等化。第五,社會保障中的均等化與激勵性。在法定的社會保障制度中,激勵性是個偽命題,因為所有法定參保人都要根據法律的相關規定履行參保繳費的義務。所謂個人賬戶的激勵性,無論是基于智利的實踐、還是我國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個人賬戶設計,都并沒有證明個人賬戶具有激勵性。因此,在法定社保制度中要追求均等化,在補充保障制度中可以討論激勵性。第六,社會保障中的盡力而為與量力而行。從重要性來看,盡力而為在前,量力而行在后。我們現在主要問題不是福利水平超過了經濟發展,主要還是福利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匹配。第七,社會保障中的保基本與多層次。社會保障一方面要保基本,提高可持續性;另一方面也要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所以要提升水平。在此過程中,多層次、多支柱是破解該問題的重要切入點。通過多層次的責任分擔,使得在基本社保制度上維持保持這種基本生活,在財務上實現持續性;通過多層次的方式去提水平。第八,縮小地區差距與提高統籌層次。提高統籌層次一定是基本發展方向,但在提高統籌層次的同時,應當如何處理好地區之間的差距?例如,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使得養老保險可持續性增強,但在具體的參數設計時,指數化的個人繳費基數計算應該用全國社平工資還是本地社平工資,需要進一步測算,否則可能會產生逆向收入再分配。第九,縮小城鄉差距與推進城鄉統籌。我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大國,我們是在一個農業人口大國推進以工業化為基礎的社會保險制度。如何縮小城鄉差距,根本的辦法還是要加快城鎮化的進程,同時努力推進鄉村振興。在評估城鄉社保水平差距時,不能簡單地用城鎮職工的福利水平減去農村居民的福利水平,因為他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生活成本是不完全相同的。第十,福利不足與福利陷阱。目前福利不足與陷阱問題同時存在,但是福利陷阱問題是局部,微觀問題,是要預防的問題;而福利不足是當前的主要的矛盾,我們在制度設計和完善的過程中要防止出現福利陷阱,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現在已經面臨福利陷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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